米兰·昆德拉曾经在我的阅读史上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几乎他的所有小说、所有文论，包括他在捷克社会中曾经的秘闻我都细细阅读过、探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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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2000年左右，我刚到北京读书，就被席卷而来的昆德拉热给卷了进去。几乎所有年轻学者、年轻知识分子都是他的忠实读者并为他的小说和文论所提供的新的起点而激动。我们热切地讨论他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讨论他的文学理论著作《小说的艺术》《被背叛的遗嘱》，并在论文里引用他的话。“知识分子”是我们在谈到昆德拉时所使用最为频繁的词语。作为试图想参与社会进程的、并且总有某种使命感的那拨人，总是把昆德拉视作同路人和引路人。
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我闭上双眼，仔细辨析阅读昆德拉时所感受到的精神冲动和某种隐秘的愉悦。
昆德拉的小说满足了知识分子的某种虚荣，这种虚荣来自于这一称呼本身所带来的古老的使命感，以及这种使命感的难以实现。在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中，知识分子总是被抬到很高的地位，但实际上又处于被架空的状态。昆德拉小说强烈的批判性和介入性使得这种“架空”得到某种实现。
当《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托马斯头上顶着性的气味走在小镇上，他的洗窗工身份和他以往的知识分子身份形成巨大的反差，在这里获得了他以往身份所从来没有获得过的自由，性的自由，某种意义上，也是生活的自由。在这里，昆德拉非常巧妙地使用同构和隐喻的修辞手法，让读者在阅读中把“性”与“自由”直接联想在一起，这使得托马斯的洗窗工生活具有了某种精神的实践性——知识分子一直向往的反叛，与大地、生活直接接触的挑战，不负责任的自我的显露。所以，特瑞莎的孤儿气质、她对托马斯的忠诚追随固然能够得到大部分读者的认同，但是，骨子里，我们却更欣赏萨宾娜，因为昆德拉在她身上赋予了他所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具备的所有气质，他甚至用“词条”的写法去罗列、梳理并提醒读者关注到相关词汇。譬如“媚俗”。如今这个词已经快被“俗化”到了它的对立面。但是，在上世纪60年代末政治环境非常紧张的布拉格，这一词语却具有突破性的叛逆力量。
昆德拉说：我是反对媚俗。
非常有意味的是，在反对媚俗中，昆德拉塑造了一个最能媚俗知识分子趣味的知识分子，托马斯几乎满足了所有知识分子对自己的想象，这可能是昆德拉在创作之初所根本没有想到的。
这也是事物的诡异之处。我们用一种观点反对另一种观点，而当事物真正开始之后，你发现，你创造出新的观点正是当初你所反对的。
但仍然是一种螺旋型上升。尽管否定之否定后面还是否定，却依然内含希望。
这也是昆德拉小说之所以总能给我们沉闷的心灵以洗涤的原因。我从来没有把《被背叛的遗嘱》当作文学理论，而是把它当作“如何在小说中寻找一扇打开世界窗口”的指南来读，这样解释太不学术了，但它确实引领无数读者重新理解卡夫卡，重新理解小说艺术的本质。昆德拉告诉我们，卡夫卡并非是完全绝望的，在《审判》中，为什么卡夫卡详细地描述了“K”所居住的大院，那个晨雾中充满污浊的、世俗的院子？那个大院几乎是《审判》中唯一柔软的笔调，尽管所描述的仍然是肮脏的生活，但只有这个乱七八糟的大院超越了令人恐怖的权力和秩序，这是生活在一起的人类所创造出的合力的形态，是无知无觉的、非理性的，确以其无秩序性反对无处不在的秩序。我喜欢这样的阐释，昆德拉赋予了《审判》以弹性和温情，实际上，他也让我们看到处于无边无际的绝望中的卡夫卡是如何目光卓越，他意识到（也让读者意识到），卡夫卡仍然信任着人类，不是信任人类创造文明的理性力量，而是信任人类无意识生活所拥有的摧枯拉朽的破坏力，后者才是决定人类长远存在的根本。
距离我最初接触昆德拉，已经过了二十年，他几乎塑造了我关于文学与政治、文学与知识分子、文学与性、现实与知识分子等多重关系的基本认知。没有想到的是，二十年之后，当我重新拿起笔，再次思考昆德拉，再次去思考他之于我的意义，之于当今世界的意义，我第一时间思考到的却是对他的批判。
他的作品包含着对自己的批判和强烈的思辨精神。
或许，这正是昆德拉的意义。他所提供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永无止境的批判和更新，他不提供终极价值，不让你停下来，事情的背后还有另一面，另一面还有另一面，我们要穷尽所有可能，因为每一个可能都指向一个新的方向，新的路径，也正因为此，你永远不会轻易说：我是最正确的，我是唯一的。真理是多个方向的真理，这一点，即使连最平静时期的、渴望在小镇上生活下去的托马斯也无法否认。所以，我们始终能感受到，无论身在何处，处于政治漩涡中心的布拉格，宁静的日内瓦，还是那个偏远的农场，托马斯的内心始终无法平静，有一块地方总是空虚的、永远无法填补的，他必须不断寻找些什么，必须走下去。不如此，便是死。
这正是昆德拉所说的“反对媚俗”的根本含义。
本文原刊载于《ELLEMEN睿士》2023年八月刊
